2005年5月25日11:16，当“计划产量2000台”、“实际产量2000台”的字样在海信电视机生产车间屏幕上定格时，战嘉瑾的心并没有原来想像的那样轻松----
本来以为当等待了四年后，自己从零做起的芯片批量应用于整机时，会稍微减轻一点多年来渴望成功的期盼和难耐的压力。没想到喜悦过后是更大的期盼和压力。现在，他的思绪已经滑向了更高技术难度的芯片开发上。
在战嘉瑾已经踏上新征程时，回顾过去四年多所做的一切，还是充满着诸多感慨和唏嘘。
（一）
1995年，战嘉瑾大学毕业后，加盟海信电视研究所。从这一年开始，他开始与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两年后，当年海信自主开发的100HZ机芯是他承担的第一个大项目，尽管颇费周折，但最终的成功和带给企业的巨大效益，不仅使他更深了解了海信“技术立企”的真谛，也初步树立了自己在技术开发上的信心。
此时也正是海信技术创新的一个关键年份。“加强技术中心建设”是海信当年的年度工作大事之一。
在当年的海信集团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海信集团总裁的周厚健在讲话中说：技术中心要在引进和培养人才上开拓思路，在机制上要有突破，完善激励和淘汰机制。另外新品开发要与经营挂钩，技术中心要与各子公司衔接好并形成经济关系。
于是，1997年，海信技术中心不仅在内部机构设置、制度保证、项目规划、人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还初步建立起包含基础性研究和中、短期产品开发三个层次的技术开发体系。
1998年，当国内同行还孜孜不倦于“彩电价格战”时，海信集团副总裁、技术中心主任夏晓东开始对集成电路设计给予了极大关注。他亲自出面，与美国一家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洽谈，希望和他们一起进行有关电视芯片的合作开发。
1999年，周厚健和夏晓东把一批做电视电路开发的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一次研讨会，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我们现在涉足芯片可能性怎么样？”战嘉瑾和海信的技术同行们参加了那次会议，他们的回答是：只要企业能够投入，只要能给出时间，按照海信技术人员的素质，芯片是可以开发成功的。
那一年和随后，夏晓东先后两次派遣战嘉瑾与其他研发人员一起，去美国这家公司，协助该公司作一些芯片验证板及调试方面的工作。当然，该公司对代码、设计流程等知识产权保护得如“铁桶”一般。
尽管如此，先后在美国工作的那三个多月让战嘉瑾开始对芯片设计有了感性的认识。
“就象感觉到菜好吃，就要到厨房看看有哪些配料、流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对我最大的帮助是，集成电路设计并不是那么神秘。以前包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集成电路设计很难、高深莫测，也就一直对‘中国人能作芯片’持怀疑态度。而当时我们看到，美国这家公司芯片设计人员也不多，一个项目7、8个人做，而且全部是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华人；成绩也不错，曾经做到液晶显示芯片的全球第三。既然7、8个人就可以做到全球第三，芯片设计显然没有想像中那样难！”
从美国回来后，战嘉瑾奉命开始着手储备有关芯片研发的技术理论和技术资料；2000年，在海信集团技术中心的众多研究所中，已经设立了“专用集成电路设计所”，荣任海信技术中心数字所副所长不久的战嘉瑾成为该所的负责人和唯一一名员工。跟踪和实施芯片设计开发已经在海信领导层中明确起来。。
这一年，国家出台了鼓励软件开发和集成电路设计的“18号文件”。上海市政府率先抓住了这个机遇，将本来在上海市中心黄浦区开发建设的商场改变角色，命名为“科技京城”。上海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就设于这里。
“科技京城”日渐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楼宇型高科技园区，以其产业链齐全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电子元器件物流中心，并拥有了“芯片王国”的美誉。不仅如此，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还拥有大量的可租赁开放试验设备和频繁的培训交流会，这一切因素使国内外大部分知名微电子企业将科技京城作为开发总部。
上海有关部门了解到海信有意向做集成电路，就专程来到青岛，邀请海信将开发部门搬迁到上海；而上海良好的芯片产业环境以及长三角完好的芯片封装、加工等配套企业也吸引着海信。几次洽谈后，2001年6月，战嘉瑾率领三名研发人员，开赴上海，组建海信ASIC上海研发中心。
战嘉瑾已经记不清当年初到上海的时间是6月14还是6月18日。他只记得抵达后不久，上海的梅雨季节就开始了，那种闷热、潮湿的天气让他这个一直生活在北方的人毫无预料。
战嘉瑾等四人的住宿地点也是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的人员帮助联系的。这是一套位于26楼的房间，毗邻高架桥，没有空调。关上窗户，38°的高温热得人无法入睡；打开窗户，外面高架桥上飞速驶过的汽车又吵得人无法入睡。后来，他们买了几台电风扇，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没办法，他们一是自己动手，折硬纸板充当纸扇祛暑；不下雨的晚上就拎上凉席，将楼顶的大平台作为自己睡觉的好场所。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初来乍到的上海酷暑天气。
（二）
再难熬的天气也比不上工作方面接踵而至的困难让人忧心。
“部门建立了，人员也在逐渐招聘中，但方向在哪里？从什么地方切入？我们很迷茫。2000年时正是全球半导体行业最低迷的时候，有人说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可很多人瞪大双眼，也找不到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出现在哪个方向。连业界的领导者都很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只忙着裁员节流、出售某些业务部门。就是在如此凄惨的大环境下，海信决定进军集成电路行业；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些初出茅庐、没有任何基础的新手？一时间，外界甚至企业内部充满着一片质疑声。没有人能够断言我们能否取得成功，只能在黑暗中探索。”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确定方向是第一步。战嘉瑾他们开始广泛调研。
从2000年至2001年，他们主要研究进行集成电路自主设计的可行性，以及产品开发的领域。当时项目组相继调研和探索了十多个产品项目，从电视遥控器芯片、空调遥控器芯片、通用8位微处理器，到数字电视解码芯片、全球定位GPS芯片等等。
确定芯片研究方向的同时，对他们来说，尽快建立自己的开发流程同样重要。
然而，海信自身甚至整个中国企业在电视芯片设计方面都毫无技术积累，更谈不上成熟的设计理念----这是真正的“白手起家”。
“因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集团领导并没有给我们设定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没有给我们太多压力。我还记得当时周厚健董事长说芯片是海信核心技术研发的‘试验田’，即便不能成功，这种探索和积累都是有益的。”
尽管如此，但战嘉瑾他们这群年轻人渴望证明自己的心并没有因为高层的宽容而稍有懈怠。他们开始如饥似渴的从书本和一些交流、培训中汲取着芯片的“设计方法学”理论和知识。
“刚开始，我们连起码的设计流程也没有，不知道一个集成电路板上几百万、上千万的晶体管该各自安排在哪个位置？只有与一些国外企业交流，借鉴他们的先进经验；还有就是从书本中汲取相关理论知识。”
然而，即便熟稔了技术理论，可要将理论变成现实的设计，中间的距离还有很远很远。
“这就象做菜一样，一种原料可以有无数种搭配，你要找出自己擅长和合口味的。芯片设计也是这样，不是说哪一个理论上的流程最好，而是哪一种符合你的需要；或者，当理论成熟时，实际设计和操作是否经济。而且，设计仅是芯片产业链上的最先一环，离不开后面的芯片加工、整机应用等。而当时芯片的生产厂家大多在台湾和欧美，我们对后面的相关环节也不了解。”
作为项目的负责人，战嘉瑾一边带领大家竭尽全能、由浅入深的汲取有关知识，一边进行集成电路设计的探索工作----包括数字图像处理算法的设计、集成电路设计的研究以及建立海信自身的集成电路设计流程。大家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建立了一个良好的研发氛围和开发环境。
在研究了十多个芯片的方向和多方论证后，到2001年底，他们形成了一致意见：舍弃当时大多数企业都在做的微控制器方向，研发“数字视频处理芯片”。
“一方面，微控制器的本身价值低，市场开发度高，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购买，我们感觉做下去不会有长远发展。我们希望自己研发项目的起点要高，项目一旦完成，就可以参与技术的高层次竞争。以后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也必定是中国企业拥有核心技术后，才能与合作者平等地坐到谈判桌上。另一方面，海信经营了30年的主业是电视，电视正面临更新换代的机会，平板电视、数字电视将是未来的主导。”
鉴于以上种种考虑，到2001年年底，海信集团上下一致同意：海信芯片设计的切入点是“数字图像、视频处理”方向；而此时，海信集成电路的设计流程也在他们的摸索中初步建立。
（三）
接下来的2002年是他们辛苦劳作又充满成就感的一年。
随着办公场所搬迁到上海，海信芯片开发队伍也逐渐扩大。到2001年年底，随着何云鹏的加盟，海信芯片团队已经拥有7名成员；2002年时，这个数目递进到8。这和那家曾做到液晶芯片全球第三的人数已经基本相当。
只是，大家都普遍缺乏集成电路设计的经验。近战嘉瑾曾在美国那家公司有过短暂的芯片验证交流，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何云鹏，则从事过短暂的芯片材料研究。
然而，历史上又有哪一项技术创新要有“经验”限定？！
战嘉瑾、何云鹏、陈永强、王瑞冰等，这些平均年龄只有28.6岁的年轻人，组成了一个精干、高效的团队，他们都有着一颗攻克技术难关的执着心¬¬---因为年轻他们更渴望胜利，因为渴望胜利，他们更加勤奋钻研、互相提携。他们充分着利用上海相对优越的行业环境，贪婪的汲取相关的知识，迅速成长为一支优秀的芯片设计团队。
开发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数字图像的缩放、抖动完成了；
边缘检测与增强完成了；
电路设计、仿真、验证等工作在一步步开展。设计工作还算顺利。
到2002年年底，他们完成了包括从算法到电路的全部液晶显示器电路的FPGA实现项目。
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到一张A4纸大小的电路板，上面满载了集成电路电路设计人员一年多的全部心血，这是设计人员十几万行设计代码的体现，集成了300多万个晶体管，可用于液晶显示行业。
“这个项目的成功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成电路设计的一个突破。它的成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它验证了我们的开发流程是可行的，我们在集成电路设计上拥有了正确的方法；另一方面，它的成功表明，采取正确的方法，我们自己完全有能力做集成电路开发。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而上海研发团队所做的工作，海信高层一直高度关注着，并不断广泛调研，论证芯片设计和开发的突破方向。
本着目前现有的家电传统产业和未来市场前景的综合考虑，2003年1月20—21日，在海信集团经济工作会议上，海信集团领导层正式将“数字视频处理器”确定为当年企业十个重点科研项目之一，他们希望芯片研发团队能够以此为契机，获得海信在核心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这又是一个注定要付出极大努力的道路----在数字电视常用的接收与解调芯片、解码芯片以及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三种核心芯片中，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不仅在开发设计上最见功夫，也是最有开发意义、份量最重的一款芯片。而海信确定的芯片核心技术突破口恰恰是这个。
以已经完成的液晶显示器FPGA实现项目为基础，这一次的研发开始突飞猛进。
2003年最初两个月，他们已经完成数字视频处理芯片的调研、论证以及系统的定义；
接下来的6个月，他们就完成了项目所需全部算法的研究和设计工作；
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1月，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又完成了RTL电路的设计工作；
到2004年5月，电路的设计验证工作完成；后来的2个月时间，他们完成了芯片的IP整合工作；
2004年8月－9月，完成了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
当成就的喜悦一个个接踵而来时，最困难的时候也夹杂其中。
那是在2003年8月至9月期间，当他们把经过软件仿真后的设计代码进行实际的电路验证时，却发现理论上设计得好好的东西放到验证板上，出来后就全都乱了。反复修改多次都是这样。设计人员加班加点，苦苦寻找问题原因，几乎将全部设计工作都查了个遍，一直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就在设计人员几乎要绝望的时候，终于发现了是验证中的一个很小的疏忽问题造成的，在修正了这个问题后，系统终于可以按照我们的设计意图正常运转起来，设计人员的心血换来了清晰稳定的图像处理效果。
这次挫折更加坚定了设计人员的信心，“只要认真努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四）
2004年年初，芯片就要进入关键的流片阶段。
此时，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怀疑恰恰在这个时候让他们的脚步徘徊起来----这个项目能成功吗？我们自己的芯片开发人员能力到底如何？这个出自中国人之手的芯片能够真正用在现在的整机产品上吗？是否可以真正替代目前电视整机产品里的国外芯片？
“我们自己、领导都需要更多的理由来验证这些不确定因素，这些问题也考验着我们的团队和我们设计的芯片，也同样考验着集团的领导，考验着海信自主创新的理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4年的元旦刚过，战嘉瑾和何云鹏就多次带着他们开发设计的FPGA验证演示系统，向集团领导、海信电视整机部门等进行汇报、演示，讲解和说明他们所做芯片的原理、性能和可能达到的使用效果。
系统的实际处理效果有力的证明，中国海信员工开发的这个项目的实施是可行的。
此时，国家领导人的来访和鼓励给了他们更大的力量。
2004年6月20日，温家宝总理视察海信，看到海信展出的芯片模板时，非常激动。他对周厚健说：“很好，这是自己的知识产权，竞争力自然更强。成功了你们一定要写信告诉我”。这种高度评价和鼓励极大鼓舞了海信领导层和芯片研发团队。
到2004年9月28日，他们完成了“数字视频处理器芯片VPE1X”的全部设计工作，芯片设计交付加工厂进行加工（Tape
Out）。
“我们的开发、测试工作一直在做，没有明确的工作完成时间点，直到2004年9月28日。就是在这一天，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交出去生产。一次的流片费用就是10万美元以上，我们拿出去的东西如果流片后不工作、如果需要改动（哪怕你只在代码上改动一个小标点），海信的这100万元就等于付之东流。
“流片前的那一段时间集团领导和我们的压力都很大：企业的投入不能因为工作不细致而白白浪费，我们10个人几年的心血需要成功。所以，整个9月份，我们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进行系统的反复验证。芯片仿真计算的工作量跑一次要2天才能看到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晚上的时间----人休息时，机器必须工作起来。每天晚上当机器运转起来时，我们才回去睡觉。”
11月27日，海信芯片完成MPW流片，专业测试通过验证；两周后，该芯片即成功地应用在支持1080P高清显示格式的电视机上。反复的测试表明，中国海信战嘉瑾们设计的芯片“一次流片成功”。
“芯片设计一次流片成功的，在国际芯片大厂家中也不多见。而我们成功了！”
今年2月12日，采用该芯片的整机，完成可靠性加速试验；3月1日，完成工程批芯片生产，3月7日完成工程批样片整机应用验证工作。
而从2005年2月开始，该芯片反复数次进行装机的工程批生产和验证，并与国际同类产品进行严格的比较试验。结果显示，运用该芯片的电视整机产品与采用国际先进芯片的电视相比，技术性能毫不逊色；
2005年4月23日，山东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组经过鉴定认为，该芯片在视频处理算法、芯片体系结构、深亚微米集成电路设计技术方面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专家还建议海信集团尽早开展芯片的产业化工作，为中国自主的技术创新和中国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充分表达此次自主创新的胜利带给中国企业和中国工业的意义，该芯片被命名为“HIVIEW 信芯”。
“信芯”完全采用自主设计，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目前，“信芯”设计已经达到了SOC级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水平----它采用国际先进的0.18微米制程，采用CMOS制造工艺，内部集成了近200万个逻辑门，700多万个晶体管。而包9项发明专利在内的30多项技术专利，充分表明“信芯”在国际芯片界的技术水准。
（五）
鉴于战嘉瑾他们在自主创新上的重大突破，海信集团领导决定，不仅要给予他们现金奖励，还要在即将成立的公司中给予股份奖励。周厚健一次次在讲话中说“我们的芯片研发团队多年来耐住了寂寞，敢于涉足一个失败可能性极大的新领域。这种做法和精神让我敬佩。”
而回顾四年来密布着艰辛和寂寞的开发之路，战嘉瑾则将感谢送给了海信集团的领导和相伴四年多的伙伴们：“如果不是集团领导“技术立企”的信仰以及非凡的魄力，就不会在海信这个整机企业中成立专门的芯片设计部门，也就不会对一个四年多见不到成功的项目始终投入下去；如果没有对技术的执著追求和对核心技术的必胜信念，我们的团队不会在四年看不到成果时仍然坚持下去”。
四年来，尽管项目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尽管迟迟看不到成果，周厚健还是坚持四年多来将3000万元的资金投入到芯片的研发中；
对战嘉瑾他们来说，四年的坚持，四年对开发成果和最终成功的等待------就象战场上的将军，当战役打响的时候，他们如此的渴望胜利，可是战争一直在持续，胜利却迟迟不能到来，那种落寞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而周围人的变化更映衬得他们的工作如“井水”一样的波澜不兴。朋友们有出国的，在国外大公司里拿着高薪；也有自己开公司的，驾着高档轿车在CBD之间穿梭。这些功利沉浮也曾经困惑着大家，“我有必要再继续下去吗？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个别人员甚至开始打退堂鼓，一度离开工作岗位-------然而，对技术的“钟情”和渴望成功的信念最终战胜了一切，每一个人都再次满怀激情的投入到工作中。
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战嘉瑾说：“最难难在自信心”。
“要在芯片设计上获得技术突破，对中国企业来说，至今都说难。所以没有人肯做，没有人有信心做，没有人敢做。”
在这种心理下，要做芯片开发的海信战嘉瑾们遭遇白眼和嘲讽也似乎“顺理成章”----当战嘉瑾他们去参加那些相关的研讨会、交流会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海信做集成电路，开玩笑吧？”还有等着看笑话的：“海信，你凭什么能做？”
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树立必须成功的自信心，谈何容易！对大环境和前景的清醒认识和战嘉瑾坚定了自己，也坚定了伙伴们。
“我要认为我做不了，肯定就不会有成果；这一步迈不出去，任何事也做不成。支撑整个团队的核心动力是我们坚信中国集成电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的制造业、通信业已经突围，开始依靠更多更新的关键技术做强做大，中国集成电路全面突围的日子也一定会在不久后到来；
“而2001年时，中国、海信的集成电路都是在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集成电路能突破，海信就可能是其中最早的一批；如果海信集成电路能实现突破，就是我们这些人做出来的。所以，中国集成电路要实现整体突围，就要靠最先切入的企业和技术人员----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如此坚定的信念指引着战嘉瑾他们一次次克服困难、克服一年又一年难耐的寂寞，也一步一个脚印地体味着胜利的喜悦。这种喜悦在验证、装机以及反复测试成功之际汇聚起来，凝固成他们攻克更大技术难关的信心。现在，他们已经又迈上了新的征程---他们将在现有芯片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芯片的集成度，开发下一代高性能、高集成度、低成本的数字视频SOC处理芯片；同时针对数字电视、宽带多媒体应用等，开发数字多媒体处理芯片。
从立项到看到成果，海信集团领导和战嘉瑾他们一起，共同经历了四年见不到成果的寂寞，共同验证着海信走自主技术创新道路的可行性。
“信芯”团队一流的研发水平和永不放弃的精神与海信上下不变的“技术立企”信仰相得益彰-----他们都明白，一个年轻的研发团队，四年多的孜孜努力瞬间化为乌有是多么残酷，但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多少年来都不能实现核心技术上的跨越又是多么可怕。因此，海信领导层坚持四年如一日进行持续投入，芯片研发团队则做好了必胜的信念和承担可能风险的准备。他们希望证明：中国企业、中国的研发人员有能力、也有毅力向核心技术挑战；“中国制造”有决心也有魄力上升到更高层级的竞争。
他们的努力，必将扭转中国企业在电子信息行业的不自信和民族工业对核心技术的重新思考。当“自主创新，从海信做起”的口号幻化成每一个民族企业“强大，缘于自我”的信念时，中国工业、中国经济真正振兴的日子终将不远，中国工业靠智慧和想法挣钱的日子终将不远。
